刑法的伦理基础

作者简介

《刑法的伦理基础》从历史学、哲学、伦理学、行为学等学科领域吸纳元气，花费了不少心血。专著重点探讨了刑法与伦理的基本关系，以期为刑法合理化提供价值方向。以现代文明和现代刑法面临的危机为切入点，专著结合历史事实，在人性——道德——伦理——法律——刑法的逻辑关系中。推导出刑法不得违背民众的是非善恶观念的结论。并对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方法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论述。

刑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关涉到刑法根基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刑法立法、刑事司法的重要实践问题，极富挑战性。在现代法学研究中。否定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联的形式主义法学占据着理论主导地位，刑法与道德的关联问题几乎成了理论禁区，国内外鲜有针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著。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危机与出路（代序）　第一节  文明危机中的现代法治  　一、现代文明危机的表征　  二、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  　三、现代法治的目标　第二节  现代刑法面临的危机  　一、刑法规范过度膨胀  　二、刑罚效能低下　  三、现代刑法危机的根源　第三节  现行刑法学的困境及出路　  一、内部困境  　二、外部责难　  三、现代刑法学的出路第二章　人性、伦理与法律　第一节　人性与道德  　一、人性的认识路径　  二、人性的内喀　第二节  伦理乃是最基本的道德  　一、伦理的概念  　二、伦理不同于一般的道德  　三、伦理是最为抽象、最为稳定和持久的道德　第三节　伦理的价值与载体  　一、伦理的价值  　二、伦理的载体　第四节　法律的伦理根基 　 一、法律的必要性 　 二、法律产生的可能性  　三、法律的产生过程  　四、法律的本质 　 五、法律的正义法则和效力法则第三章　刑法的伦理特性　第一节　刑法的渊源  　一、刑法精神的伦理渊源  　二、刑法规范的伦理渊源　第二节  刑法的地位和法律特性  　一、刑法的社会地位  　二、刑法的法律特性　第三节  刑法是最具伦理性的法律  　一、独特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刑法是最具伦理性的法律  　二、独特的调整手段决定了刑法是最具伦理性的法律　　……第四章　刑法史的伦理解读第五章　现代刑法尤其需要强调伦理第六章　中国刑法的特殊伦理使命第七章　刑法适用解释的伦理要求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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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关涉到刑法根基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刑法立法、刑事司法的重要实践问题。极富挑战性。在现代法学研究中。否定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联的形式主义法学占据着理论主导地位。刑法与道德的关联问题几乎成了理论禁区，国内外鲜有针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著。本书从历史学、哲学、伦理学、行为学等学科领域吸纳元气，花费了不少心血。专著重点探讨了法与伦理的基本关系，以期为刑法合理化提供价值方向。以现代文明和现代刑法面临的危机为切入点，专著结合历史事实，在人性——道德——伦理——法律——刑法的逻辑关系中，推导出刑法不得违背民众的是非善恶观念的结论。并对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方法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论述。

前言

　　受命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术文库》（以下简称《法学学术文库》）写序是件幸运的苦差事。言其幸运是组织的信任，言其苦差实颇费心力。　　愚意以为，《法学学术文库》的出版是学校科研的盛举。述其作用论其特点，必须回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说明。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伟人还说过，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众所周知，今天的西南政法大学（1995年前名为西南政法学院，人们常简称其为西政）已经五十有五啦，假如是个自然人，当此年龄段该是知天命多时了。五十五个年头，它有过创业的艰辛，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失败的悲哀，有过耀眼的光环。它少年惨遭磨难，青年恰逢盛世。从纵向看，大致可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奠基期。时间跨度当从1953年建校算起至1966年上半年。学校从批准到选址，从选址到成立，从成立到教学，基本是顺应政治之需。司法改革运动又“使一大批并无政治问题的法学专家、教授被拒之于新的司法机关和大学讲坛之外”彼时不以做学问为时髦而以讲政治为荣耀。虽有少许著述出台但基本上是谈不上法学研究的。

内容概要

张武举，男，1971年生，汉族，河南省洛阳市汝县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刑事法基本理论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危机与出路（代序）　　第一节　文明危机中的现代法治　　二、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　　（二）“适者生存”并非生命法则　　人们结合宇宙学、天文学知识，利用同位素、地磁、古温计、中子活化等先进技术，对地质化石、地层物质构成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地球外部的突发性灾难事件确实发生过。现代地球生物的格局也不是“渐变”进化的结果，而是在一次或者数次突然灭绝和快速新生的“灾变”结果。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声称灭绝者就是弱者或者幸存者就是强者。生物适应性的含义，是指适应于生物的小生境。对于破坏自己小生境的外来灾难，生物的适应性根本不能够发挥任何作用。在宏阔的地质历史背景下，说“生物的命运取决于它的适应性”显得荒唐可笑，建立于“渐变论”之上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论的荒谬性更自不待言。　　笼统地反对一切竞争无疑是错误的，竞争和冲突是人类事物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竞争的数量和烈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竞争和冲突的价值在于发展新的合作形式，而目前的竞争明显地偏离了导向人类合作的轨道。人类都是时代的产儿，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自己的生存态度，在“适者生存”理念盛行的条件下，人类很难跳出自相残杀的命运。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20年后，一位叫马歇尔（Alfed Marshall）英国评论家恬不知耻地说出了他的一些同代同胞们的共同心声：毫无疑问，英国种族的扩张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如果英国的下层阶级迅速增长，超过道德和素质都比较优越的阶级，那么，不仅英格兰本土的人口素质将遭到破坏，而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后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聪明。再者，如果英国人口的增长赶不上中国人，那个无精打采的种族将会蹂躏地球的许多地方，而本来应当是朝气蓬勃的英国人定居在这些地区的。希特勒正是手捧德国种族主义的衣钵，不遗余力地发动了消灭“劣等民族”的种族灭绝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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